能源危機對減碳發展構成挑戰

隨著北半球的冬天逐漸到來，能源危機的陰影正在籠罩全球市場。

香港時間2021年10月11日15:21，NYMEX原油期貨上漲1.94%至80.89美元/桶；ICE布倫特原油期貨上漲1.58%至83.69美元/桶。兩市分別刷新2014年10月31日以來高位至81.10美元/桶和2018年10月10日以來高位至83.88美元/桶。不止原油，歐洲天然氣價格從2020年的低位暴漲80%。國際煤炭價格也大幅飆升，迄今澳大利亞動力煤已經上漲至203美元/噸，創下13年來價格新高。在中國內地，由于多種原因導致煤炭價格大漲，煤電價格倒掛之下，超過20個省市出現突發性限電，已經開始明顯影響到產業鏈和民生問題。

為什么看似已經遠去的能源危機，現在再度逼近？為什么在全球前所未有地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并開始大規模采取減碳行動時，傳統能源市場卻價格大漲？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認為，潛在的能源危機“意外”重臨，市場不僅要關注其影響，其背后的發展邏輯更值得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視。

這一輪能源漲價的原因有多種，一是隨著疫情受控，全球經濟重啟帶來能源需求增加，這是能源需求端的因素。二是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提出的“產業上游”理論下的市場現象。“產業上游”理論是指在資本過剩的條件下，由于大量資本的投入，催生需求大爆發，讓消費端繃緊，同時導致生產端的上游擁有更大的定價權和話語權。“產業上游”理論推動了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三是全球轉向減碳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政策與發展轉型與能源消費轉型的錯位，這種不匹配抑制了傳統能源的投資和生產，導致價格上漲。

上述三個因素中，減碳發展對于能源漲價的影響力并不是最大，但從政策角度看，這一因素的長期影響值得高度重視，因為它可能意味全球大規模轉向減碳發展時，我們的產業與消費體系并未做好足夠的準備。

瑞信董事總經理陶冬認為，能源漲價的最大原因是各國一起轉向清潔能源，大力淘汰或限制煤炭發電、核能發電，希望用風電、光電等清潔能源加以取代。雖然這種政策思路是好的，也是長遠發展方向，但是也許人類還沒有準備好。這些替代能源發電能力的波動很大，而儲能的基礎設施又跟不上，使得能源供應出現很大的缺口。陶冬估計，一場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已經開始，世界不少地方的冬天今年都不好過。

能源轉型與能源消費的矛盾在各國都有體現。以高度重視綠色發展的德國為例，德國堅持在明年關閉最后三座核電站，成為西方工業大國里第一個全面棄核的國家。而十年前，核電曾占到德國電力供應的四分之一。不僅是核能，按照德國的計劃，2038年前將關閉所有煤電廠，2050年前將放棄使用天然氣。德國的政策也極大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同樣計劃放棄或縮減核能的還有瑞士、比利時、西班牙和法國。法國作為全球核電大國，計劃在2035年前，把核電占比從目前的75%降為50%。

不過，“徹底放棄”核電也讓德國付出了一些代價，不僅造成了1.7萬億歐元的經濟損失，還面臨能源公司的訴訟。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9年，德國的電力消耗總量幾乎持平，近十年更是呈現下降態勢。其中2019年，德國全國的用電量為524太瓦時，是2009年以來的最低值。

很顯然，德國已經處在工業化后期階段的絕對能耗下降階段，但從實際的能源需求和消費來看，德國的能源轉型政策顯然比能源消費的轉變更快。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堅持綠色能源發展的路徑將面臨短期供需壓力。

在中國內地，能源轉型與經濟發展的慣性存在更大的矛盾。中國是目前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多、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而且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并未完全度過工業化階段。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產業發展、能源消費結構，都會保持著強大的慣性，這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2020年，中國已經承諾要實現“雙碳”目標；2021年，中國再度強調將努力實現這兩個目標。據美國榮鼎咨詢（RHODIUM GROUP）的研究報告，2019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52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比過去十年增加了11.4%。其中，中國的排放量首次超過14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全球總的碳排放量的27%；第二大排放國美國貢獻了11%；印度排第三，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6%。

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認為，從經濟社會大系統來看，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實際上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行系統轉型的過程，涉及到的產業發展、城市化、能源利用、交通方式、消費活動等各個方面。中國距離實現第一個碳目標——2030年“碳達峰”只有9年時間，立足于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基礎，中國未來的碳減排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現在挑戰才剛剛開始。

對中國來說，一個現實的問題是通過何種路徑來實現減碳發展。安邦的研究人員認為，“德國模式”（甚至“歐洲模式”）肯定不適合中國。以激進或大規模替代的方式來實現減碳發展，對中國來說都不是最合適的方式。如果要強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會面臨巨大的風險。

根據我們掌握的數據，2020年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達49.8億噸標準煤，“十三五”時期，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了50億噸標準煤以內，單位GDP能耗降低了13.2%。過去40年，中國的單位GDP能耗年均降幅超過4%、累計降幅近84%。但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的單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如果能夠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從2020年看，中國可以少消耗16.6億噸標準煤，相應減少的碳排放總量將高達12.5億噸，約占我國碳排放總量12.7%。

這種差別具有重大的政策意義！我們一向強調，中國的節能降耗一定要因地制宜，符合中國的發展階段。要知道，當前先進節能技術在中國工業的普及率平均不到30%。如果能大量采取“適用技術”（指技術可得、成本可控的節能降耗技術），中國降低能耗將會取得可觀的進展。有關測算顯示，如果依靠技術節能、結構節能、管理節能的持續推進，2030年我國單位GDP能耗水平還要比2020年下降30%左右。

最終分析結論：

今年的能源價格暴漲，預示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機正在逼近，這無疑給了全球減碳發展當頭一擊。可以認為，全球各國并沒有為全面轉向減碳發展做好足夠的準備。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能源危機現象，都顯示了目前的社會經濟、產業、消費體系對傳統能源消費存在強大的慣性。

如果以高標準強行轉型，能源危機將加快來臨。對于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必須找到適宜自己的可行的節能降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