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犧牲產業和就業為代價,日本碳減排與經濟發展矛盾難解

2020年10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宣布了日本的減排目標：203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13年度減少46%，2050年實現碳中和。

2021年11月1日，新當選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世界領導人峰會上重申了這個目標，并提出要努力挑戰更高的目標，即2030年減排50%。

據聯合國《2020年排放差距報告》的數據，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比重約為2.8%，遠低于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減排壓力并不大，但人均排放量仍高于中國、歐盟、印度。

據日本環境省2021年12月10日公布的數據，日本溫室氣體排放總量2013年達到14.08億噸的峰值后，至2020年連續7年呈下降趨勢。2020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1.49億噸，同比減少5.1%,比2013年下降18%，同比減幅創1990年有溫室氣體排放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

日本政府此前公布的減排路線圖顯示，電力行業多使用傳統的石化燃料，因此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占比達37%。其后依次是：產業（制造業）占25%、交通運輸業占17%。日本政府將這3個行業作為未來14個綠色高增速潛力領域的重中之重。

那么，日本如何解決這3個重點領域的減排問題，本文根據素有“日本經濟內閣”之稱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下稱“經團聯”）的數據，僅對日本產業領域的減排情況作簡析。

碳減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產業活動衰減

經團聯的第三方委員會于2022年3月30日對經團聯的《2021年度碳中和行動計劃》所作的評估報告，將經濟活動量的變化、二氧化碳排放系數的變化、經濟活動量相應的能耗變化等三大要素進行如下比對，解析2005年度至2020年度日本產業領域電力分配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減原因。

2020年度比2005年度，經濟活動量（產業活動）減少24.4%；二氧化碳排放減少23.0%；二氧化碳排放系數（能源低碳率）為0.2%；經濟活動（產業活動）的能耗比為-2.1%。

2020年度比2013年度，經濟活動量（產業活動）減少20.3%；二氧化碳排放減少18.2%；二氧化碳排放系數（能源低碳率）為-3.9%；經濟活動（產業活動）的耗能比為1.4%。

2020年度比2019年度，經濟活動量（產業活動）減少11.1%；二氧化碳排放減少12.4%；二氧化碳排放系數（能源低碳率）為-0.6%；經濟活動（產業活動）的耗能比為2.0%。

上述數據對比顯示，日本產業領域的二氧化碳排放確實在減少，但與此伴隨的是“經濟活動量”（產業活動）的衰減。

上述各個時間段中，2005年度至2020年度的時間跨度較大，不具典型性；2019年度至2020年度遭遇新冠疫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13年度至2020年度這一段的數據則具有代表性，因此解析這一段的數據比對比較客觀。

如前所述，2013年是日本碳達峰之年，之后碳排放量連年減少，至2020年排放減少了18.2%。這個排放減幅的代價是，同期的“經濟活動量”（產業活動）減少了20.8%，高于18.2%的減排比。不僅如此，能源的低碳率僅為3.9%，即能源減碳的貢獻率只有3.9%。更令人不解的是，產業活動的耗能率不降反升，增加了1.4%。

通過對這組數據比對的解析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碳減排的最大貢獻者是產業活動的衰減，而且能源去碳以及節能對于碳減排并沒有什么貢獻。

東京等產業聚集地因減排壓力不得不關停工廠

東京都的“2030碳中期（carbon half）”報告顯示，東京都產業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年為679萬噸，2019年減至381萬噸，減幅為43.9%。預計到2030年將減至222萬噸，減幅達41.8%。能耗也相應大幅下降。

這樣的減幅如果僅靠溫室氣體減排的對策和措施，恐怕難以實現。以下數據表明，減排績效相當程度緣于工廠被關停。

東京一直以來是日本重要的“工業地帶”，企業工廠眾多。23個區中以大田區最多，其次是西部的多摩地區，如今這里的工廠已經或正在消失。東京都產業勞動局發布的“東京的中小企業現狀”顯示，東京都制造業的企業數量和從業者人數均大幅減少。從2003年至2015年的12年間，工廠的數量由4.96萬家減少至2.71萬家，減幅為45%。從業者由46.72萬人減少至29.61萬人，減幅為37%。工廠和從業者如此大幅度減少，自然對碳減排貢獻不小。

由于很多企業的總部集中于東京都，加之服務業發達，所以東京的情況不算太糟糕。反觀其他地區，特別是鋼鐵、石化、水泥等高碳產業集中的縣市，則面臨減排和生存的雙重壓力。例如，大分縣、岡山縣、山口縣等。

日本佳能全球化戰略研究所研究員杉山大志根據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的數據整理出的各縣市產出與二氧化碳排放之比（即每產出100萬利潤所排放二氧化碳的噸數）顯示，居首位的大分縣高達6.7噸，依次是：岡山縣（6.0噸）、山口縣（6.0噸）以及和歌山縣、廣島市、愛媛縣等。東京為0.7噸，只是大分縣的十分之一。要達到東京都的水平，其他縣市仍需努力。

由于這些縣市的現有企業所具有的減排技術有限，要做到大幅碳減排，只能靠關停工廠。因此，暴露出這些縣市的產業應對減排壓力的脆弱性。也因此，有些地區、如茨城縣、埼玉縣、愛知縣、石川縣、山口縣沒有簽署日本全國都道府縣聯署的“碳中和宣言”。或許因為這個宣言的減排目標與保生存、謀發展、保就業這樣最普通的經濟政策存在著較大的矛盾。

因此，杉山認為，在沒有獲得100%脫碳能源的前提下，以現在的技術水平，如果在生產中100%不使用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石燃料的話，那么，大多數的企業將處于絕對虧損的境況。如果不切實際地搞“一刀切式減排”，那么其結果很可能是，工廠關停，地方失去支柱產業，地方經濟遭受重大打擊。

犧牲產業的減排不是真正意義的減排

對于日本政府宣布的中期減排目標和碳中和目標，日本國內外頗有異議，有脫離實際說，有外部壓力說，有爭奪主導權說，有新發展引擎說等，這里姑且不論。但需要正視的是，要實現這些目標確實面臨不少困難和阻力。正如日本環境大臣山口壯所說，碳減排絕非“輕而易舉之事”。

盡管日本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法律、措施，指導規范、鼓勵扶持企業和科研機構為實現減排目標共同努力；盡管日本在節能、減排領域具有一定的科技和應用優勢，但是，從以上數據比對解析和地方企業面臨的減排壓力看，碳減排與產業生存、發展的悖論性矛盾似乎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在減排的較大壓力下，產業領域的一些企業依然面臨生存、轉型、發展的較大壓力。如果這個矛盾得不到有效解決，單純以犧牲產業和就業為代價的減排，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減排，也有悖于綠色發展的初衷。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內閣會議7日通過了2022年版《環境·循環型社會·生物多樣性白皮書（環境白皮書）》。白皮書指出“加快向去碳化社會過渡很重要”，并強調地方政府和企業要以此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白皮書還表示，對于缺乏環保意識或共識的項目，將基于《環境影響評估法》采取要求其整改等嚴厲處置。

透過上述報道或可以看出，碳減排與產業生存、發展的悖論性矛盾仍是進行時。

在當天的白皮書新聞發布會上，山口壯呼吁：“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有主人翁意識，并采取具體行動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實現去碳化的目標。”

誠如他所言，每個人都是去碳化的主人翁，也都是去碳化過程中的主人翁。如果主人翁在這個過程中因產業衰減、工廠關停而丟掉工作，無法生存，那么，這注定是一個糟糕的過程。因此，處理好碳減排與產業生存、轉型、發展的關系，處理好碳減排與保障就業的關系，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妥善、有效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法學博士）